(63)参见舒国滢：《寻访法学的问题立场——兼谈论题学法学的思考方式》，载《法学研究》2005年第3期。
实践中，有时容易忽视立规目的，起草党内法规时对立规目的一笔带过，审议时一眼掠过，存在重视不够、关注不多、缺乏评估、缺少追问等问题。七要防止立规政治考量的功利化。
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总任务是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以中国式现代化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42)习近平：《论把握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9页。党内法规制度建设主要在两种意义上同时接受党的基本理论的指引。一方面，紧扣保障国之大者制定党内法规，聚焦国之大事、国之大计、国之大要、国之大势，把握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建立健全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特别是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的体制机制，引领和保障国家法律对经济社会发展活动作出规范调整，确保国家事业始终在党的领导下沿着正确方向前进。⑩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仍有一些党员、干部政治意识不强、政治敏锐性不高，不善于从政治上观察和处理问题，对‘国之大者不关心，对政治要求、政治规矩、政治纪律不上心，对各种问题的政治危害性不走心，对贯彻落实党中央的大政方针不用心，讲政治还没有从外部要求转化为内在主动。
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实践反复证明，在国家治理活动中，一种制度止步之际往往就是其他制度起步之时，一种制度尺有所短之处往往就是其他制度寸有所长之处，一种制度扮演主角发挥主导作用之时往往就是其他制度饰演配角注意协作配合之时。(83)参见高秦伟：《论个人信息保护的专责机关》，载《法学评论》2021年第6期。
(70)基于此，有学者提出单行法先行模式亦有其现实意义。(28)参见杨寅：《中国行政程序法治化——法理学与法文化的分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31-232页。(95)同时，行政复议则特别强调与行政诉讼制度的协调，使得其与行政过程几无勾连。(120)参见姜明安主编：《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北京大学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2015年版，第140-141页。
(108)潘波：《制定行政法总则时机已成熟》，载《法制日报》2019年11月8日第5版。未来需要在土地开发、城市规划等领域，对所谓的介于私益和公益之间的集体利益进行调整(即私益的分化问题)，进而展开程序、组织的设计和保障。
(105)行政法法典化的民主性取向即以此为出发，强调法律规范的确定性、可接近性、可接受度。(23)此种设置，使该法在保持灵活性的同时促进了标准化。当前将良好行政原则写入法律之中的是欧盟，其立法中确立了良好行政权，内容涵盖了受行政公正、公平、及时对待的权利，受不利措施前的陈述意见权，个人相关资料卷宗的接近权，行政决定的说明理由义务，行政损害的赔偿请求权。(88)还有学者认为，行政复议、行政诉讼、信访等均属于行政救济的范围，行政诉讼的主管机关为法院故不宜纳入行政程序法典的范畴，而其他两者应纳入行政程序法典的调整范围。
(97)See Eva Steiner,Challenging (Again) the Undemocratic Form of the Common Law:Codification as a Method of Making the Law Accessible to Citizens,31 King's Law Journal 27,28(2020).(98)参见朱振：《立法的法理学——一种社会理论的进路》，上海三联书店2021年版，第186页。(130)针对这一情况，学者们坚持体系性思维和民主性导向，在理论研究上从一个连贯的整体出发，以一揽子的形式具体规定了行政法的具体要求，以使行政行为合法化，并确保行政机关尊重法治和个人权利，这也成为欧盟行政法法典化研究小组第二阶段的重要工作方向。(87)也有学者认为，鉴于行政复议法即将大修，多元化行政争议解决体系正在建设之中，有关公民权利行政救济和行政争议解决的一般法理和机制亟待明确。(119)在目前中国行政法学体系中，有关公众的行政法权利探讨并不多见。
域外行政法法典化以行政程序法典为重心的特征，并非偶一为之，而是经历了较长时间的探索与反思之产物。(44)从其法典化的研讨过程来看，实务界与理论界均参与其中并深入讨论，希冀通过探索能够形成欧盟行政法工具箱，以确保法治国家的关键性民主原则(如政府保护个人权利，政府及其行动的透明度和民主合法性原则)得以实现。
既能够提升法典的稳定性、可接受度、可接近性和可理解性，又可以使学科与法典保持向社会的开放性，以积极态度来回应经济社会的发展需求。(94)此种做法体现了用户友好的理念，依赖非正式的沟通实质性地解决了争议。
(42)虽然多数学者认为行政法全部法典化不可能也不必要，而为名副其实，行政法总则法典较为符合中国国情，(43)但是行文之间对于行政法法典化的激情和理想追求令人印象深刻，均在不断追问中国此波行政法法典化能否成为世界行政法史上的圭臬。许多制定行政程序法典的国家认为其有助于保障公众利益，方便公众与行政机关的沟通，避免因为程序差异而产生矛盾。(57)1989年《行政诉讼法》正是此种体系性思维的赓续，作为首部行政诉讼法法典，其整饬了新中国行政诉讼早期的立法与制度，改革与完善了中国的行政救济体系。(60)其次，体系性思维的功能在于维持法秩序并确定普适的解决方案。如今，无论是民法法系抑或是普通法系国家，均将不成文的法律转化为法律。(83)进一步讲，亟需通过行政法法典化，推进发展一些并不完善的特别行政法，将一般行政法中确立的理论观点加以应用。
(20)欧盟行政程序法法典化是欧盟法演进的崭新话题，由学者组成的欧盟行政法研究网络于2014年草拟了《行政程序法示范规则》。(37)而深入的缘由则与该国处理行政内争议解决机制与司法审查之间关系相关，在这些国家，行政内的争议解决机制多称为行政上诉机制。
(30)有学者认为这是再次吹响新时代行政立法法典化的号角。(80)但是，从体系化或者体系性思维来讲，仅仅关注行政法总论而忽略其与行政法分论的互动和关联，显然无法实现行政法总论对于行政法分论的指引功能，行政法分论亦无法发挥补充及修正行政法总论的作用。
(84)参见林倖如：《多边行政法律关系——论第三人利益之认识及其程序法之地位》，载台湾地区行政法学会主编：《行政法学作为调控科学》，元照出版有限公司2018年版，第259页。(15)值得注意的是，法典化越成功、越抽象，法院的作用就越有创意。
以上救济机制、形式以及行政裁决、行政仲裁、行政申诉等机制共同构成了多元化的行政争议解决体系，用以促进实现行政正义。对于普通公众而言，法典化体系框架可以降低学习过程中对法律知识的搜索与整理的成本，形成体系性的思维，便于提升公众的法治思维推进全面守法。一般行政法是指适用于所有行政法领域和行政作用的规范和原则，包括作成行政决定所应遵循的程序(行政程序法)、方式(行政行为法)以及行政决定的控制(行政救济法)、执行(行政执行法)，具有横向跨越个别行政领域的性格，以此为研究对象的行政法学称为行政法总论。(64)以概念、规则、原则与制度等要素组成的法体系不仅仅使部门法学在学科建构上具有重大的意义，更表现为一种完整且稳定的法秩序，易于促使该部门法得以法典化。
而中国则因行政复议制度统一建构的思路，使得其与行政内部的其他类似解决争议机制渐行渐远。(91)参见林来梵：《从宪法规范到规范宪法》，商务印书馆2017年版，第157-159页。
公众还可以通过来信来访等方式，向党政机关申诉冤屈、寻求救济。理由有二：一是国家赔偿包括司法赔偿等，不宜将行政赔偿分离出来整合进行政法法典。
⑤参见杨建顺：《行政法典化的容许性——基于行政法学体系的视角》，载《当代法学》2022年第3期，第54页。欧盟不同领域的数据库和互操作性。
(112)参见鲁鹏宇、宋国：《论行政法权利的确认与功能——以德国公权理论为核心的考察》，载《行政法学研究》2010年第3期，第51页。二是行政复议与行政诉讼并行，二者适用主体和适用事项的性质均不同，法律规范分属不同领域，不具备同质性。只有良法才能最大限度地得到公众的认同，充分实现法律的实效性。(49)参见关保英：《行政法典总则的法理学分析》，载《法学评论》2018年第1期，第52-56页。
一般认为，法治的固有含义包含了良法和善治两个层面的内容，唯有反映公众利益、符合公平正义要求的法律才是良法。有助于保障法的安定性，使公众能够对行政行为产生充分与合理的预期。
故而，行政法法典化究竟以行为为中心、程序为进路抑或以权利为起点，尚须兼权熟计。(25)可以说，德国在制定行政程序法伊始就不是意图制定纯粹的行政程序法，不过，尽管《德国联邦行政程序法》包含大量的行政实体规范，但不能由此否定德国行政法典的程序法模式。
如果简单地将行政救济法规范混编成册，不仅可能使法典化失去本身的旨趣，而且将导致行政救济法错失一次绝佳的体系化机会。在《美国联邦行政程序法》的基础之上，类似的《州行政程序示范法》得以颁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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